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金庸之后，当然还有人写武侠，有几位写武侠的让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像是温瑞安，像是黄易，像是郑丰。他们基本上是延续既有的武侠的写法，他们也写得非常杰出、非常精彩，我也推荐大家，如果你有空的话，不妨去看一看。不过他们毕竟跟金庸不一样，因为没有人能够像金庸这样一直不断地突破，然后一直不断地探索武侠小说的边境，一直到《鹿鼎记》。到了那里，所有在武侠传统当中的边境，都被他探索过了。

另外我要特别提的是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以及张北海的《侠隐》。这两个人写的这两部小说不太一样，他们已经有了一种非常清楚的意识，他们从文类、从文学史的角度，他们是明白知道武侠小说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两部小说都是在探索、在记录武侠的结束。

因为前一阵子姜文以张北海的《侠隐》作为背景、作为基底拍了《邪不压正》，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北海的这部小说。可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姜文拍的电影和张北海所写的小说，不是同一回事。

张北海的小说书名叫做《侠隐》，如果你从小说里看，你知道这个书名看起来是来自于当时北京小报上，有一个写打油诗的叫做“将近酒仙”，他给小说里的李天然取了这么一个外号。

不过你认真稍微再想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号取得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呢？因为按照中文的逻辑，你要称一个人，你应该叫他“隐侠”，而不会叫他“侠隐”。显然“侠隐”这两个字，张北海选择了，就另有寓意。 

说白了，“侠隐”不就是侠不见了，侠没有了吗？侠没有了，因为武侠没有了。过去武侠小说当中，“侠”跟“武”——也就是过人的武功，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

没有武功还能叫做侠吗？金庸在《鹿鼎记》里大胆挑衅了武侠的基本定义，写出了一个没有真功夫，专门靠着满口胡言唬人来闯荡江湖的韦小宝，让韦小宝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角。这是金庸了不起的创意成就，在武侠小说史上空前绝后。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你都还不太能够接受《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叫做侠吧，因为毕竟这部小说里面其他的角色大部分都是身怀武功绝技的。

张北海在《侠隐》当中才真的写了武侠的黄昏末日，小说里面几乎所有身怀武功的人，最后都不是死于武艺之下。

故事的核心是太行山庄灭门血案。小说一直到了快100页，才用李天然对于师叔忆述的方式来呈现。

李天然他的回忆是，“第一枪打中了师父，就在我对桌，子弹穿进他的额头，眼睛上边，一枪就死了，紧接着十来枪，从我后边窗户那儿打了过来，我们没人来得及起身，师母倒了，丹心倒了，丹青也倒了，我也倒了”。一家五口没有人来得及起身，也就没有人来得及使上武功。

而这样的仇究竟怎么报呢？到了最后时刻来临前，蓝青峰说重话，告诫李天然：“你是想证明你比你大师兄厉害，武功比他高？还是想把他给干掉，给你师父一家报仇？”这两者关键的差别就在于到底用还是不用枪，李天然不愿承诺要用枪。蓝青峰就提醒他：“你忘了你师父一家是怎么给打死的？现在不用那把‘四五’，那你可真是白在美国学了那手好枪。”

是啊，死去的前太行派掌门和幸存下来报仇的现任太行派掌门，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不会、可能也不屑用枪，一个却就算仍然不屑用枪，却还是不能不精通枪法，才会有这么一段报仇戏，还要面对到底要不要用枪，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取仇人性命的问题。盖世武功，抵不过飞来射穿额头的子弹，就这么现实，就这么残酷。

侠之所以不见了，张北海的小说《侠隐》里还写出了另外一种理由，那是侠赖以活动的江湖武林也消失了，这不是任何一个侠所能够抵抗、能够抵挡的。

武侠小说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写出了和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江湖武林，在那里，人间事的轻重缓急有了不同的标准。最重、最急的在集体层次莫过于武林存亡，或者是盟主宝座谁属。在个体的层次则莫过于师门兴衰、决斗胜负，还有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

《侠隐》里的故事主轴，顺着原来的武侠小说的惯例，有太行派的灭门事件，引发唯一的幸存者李天然他要从美国回到当时的北平寻仇报复。而小说最先出现和报仇有关的是一张圆脸，一个日本人的圆脸。从这里，《侠隐》就不再单纯是武侠小说了，它变成了历史小说，就牵扯出1936年老北平的复杂局势。

这段历史正是过去现代史教育当中说的最含混不清的。简而言之，就是1931年日本占领了满洲东北之后，持续对于华北软硬兼施的侵略——硬的有军队不断南下迫近北平，软的则是扶持了各种势力和国民政府对抗，还有军事情报人员积极地在北平布局。

这个时候的南京政府明显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态度。一方面由张自忠带领29军防卫北平；另外一方面，由宋哲元和日本人合作，实质成立的一个共同政府来管理华北。蒋介石选择要将华北放在日本人的立即占领威胁下，以便将主要的军力用于安内，那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一路从江西赶到陕西，还打算要予以彻底的消灭。

就是在这样的局势底下才引发了西安事变。不满家乡被日本人长期占据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绑架了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逆转政策，停止剿共，积极抗日。不只是蒋介石的生命捏在人家的手里，而且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的诉求有高度合法性，也有高度的号召力，蒋介石不得不同意。

但如此一来，也就使得日本政府必须体认，以和平方式来蚕食华北已经不可能了。军方要求以武力鲸吞整个中国的气焰，相形大涨。于是西安事变发生了半年之后，才有了走上中日战争不归路的七七事变。

李天然的仇人之一是和关东军有关系的日本人。他的另一个仇人，原来同师门的大师兄朱潜龙，灭门案发6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了北平警察便衣组的组长；随着日军进城，接着又高升成为侦缉队的队长。

别说要报仇，光是要找到仇人，李天然就非得要涉入这非常复杂的情势不可，他的家恨就越来越跟国仇缠卷在一起，还缠卷越来越密。到了最后，面对朱潜龙，变成同时又替国民政府暗杀汉奸，得到了和29军或者是蓝衣社有关系的蓝青峰的协助，李天然就变成了一个不甘不愿的历史角色，想要将自己的行为保持单纯的报仇都得不到了，甚至失去了自己选择报仇地点和方式的自由。

这当然就不是传统观念的江湖武侠了，而是什么呢？是现实。国家、政府、军队，更不要说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时候的北平交错混杂，彼此影响、彼此干扰，形成让人无所逃于其外的现实。这就是现代生活，不像传统的情况，有那么多的空隙可以让人居停转走。如此高密度的现代现实，还能有想象江湖武林存在的可能吗？张北海感慨无奈，摇摇头说：不可能了，最后的江湖武林要消失了，侠当然也就只能够跟着消失了。

贯穿张北海小说《侠隐》的关键词应该就是“最后”。他刻意将小说的时间背景放在1936年到1937年，所以他写出了最后的北平。虽然严格说北平这个名字还继续存在到1949年，才由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北平”，改回“北京”，不过对真正的老北平来说，1937年夏天爆发了卢沟桥事件，日本军进城，北平就不再是北平了。

民国的北平和之前之后的北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座城市新旧巧妙杂陈混合，不单纯只是一个过渡，所有旧的历史性的元素都还生气盎然地活着，而且和所有新的外来的元素毫不扞格地并存，创造了既热闹又舒适的城市日常。

没有什么比《侠隐》这个小说一开场，出现马凯医生更足以代表这样的北平了。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依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

是啊，算算这是民国25年，这位马凯医生在北京（北平）过了1/4世纪的时间了。他说的是京腔，住的是四合院，对于中国事物的了解就可以介入江湖。但同时，他是开着黑福特回家的，回到家之后，他习惯喝上一杯威士忌。老北平就是能够让马凯医生安居，忘掉了自己来的美国的地方。

很明显的，日本人进城之后，这个条件彻底消失了。即使是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1945年国民政府还都，那个曾经有过既传统、既现代，又中又洋的北平也回不来了。更何况没有多久，内战爆发，主要的战场在东北，北平又染上了前线的紧张气氛，要如何恢复原先安定的日常气氛呢？

张北海动用了自己的年少记忆，加上许多的搜罗考证，他要趁一切都来不及之前，把老北平给留下来。在这方面，《侠隐》实质上是一本生活史，里面充满了日常细节，穿越时光，神奇地凝视那样一段历史切片。

王德威教授为这本小说写过一篇《梦回北京》。他这样说：“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的主角回到北京，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为了营造叙事的写实气氛，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料，自地图至小报画报、掌故方志，巨细无遗。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他们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挞而来。”

小说结尾的最后一章，李天然醒来，听见夏蝉尖尖在叫，起床喝了一杯冰橘汁。这是1937年改变中国历史的盛夏。回头查看小说开头第一章，黑福特车开上的是宝石蓝的九月天。这当然是张北海的仔细设计，故意让小说当中发生的所有的情节分散在一年当中。

10月15日，李天然去了圆明园废墟，一个月后下雨的深秋，他和师叔烧掉了一宇仓库。再一个月后发生西安事变的时候，他偷走了狂妄日本人的武士刀。冬至的时候，他发现了东娘，腊八那一天他对巧红告白了他的身世。过完年，春分日，他借着还刀废了日本人的手臂。然后五月节，端午节上，师叔在屋顶中了枪。

为什么要将发生的时间写得这么样的精确？因为张北海的重点不只在写情节，更在利用这些情节写老北平的四季，每个季节都有它相应的景色、节气、仪式，还有相应的活动与实物。所以李天然回到中国为师父报仇的故事，非得刚刚好花上一年的时间不可。如此《侠隐》在叙事的过程当中，就顺便给了我们老北平的四季实录。

借着《侠隐》，张北海也写了最后的武侠小说，当然不是说《侠隐》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再写武侠小说，而是张北海探索了武侠小说成立的条件，明确地主张随着老北平的消失，武侠这回事也就没有了可以着落的时代背景。现代科技迫使武功无效，而现代社会的生活组构，又使得江湖跟武林无法在现实之外存在，侠也就非隐不可，不会在之后的时空出现了。

极有意思的是，就在张北海写《侠隐》的几乎同时，张大春也在写他自己的最后的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两个人并没有商量讨论，虽然他们两个人认识多年，可是他们都选择了用武侠小说来探索武侠如何结束。

《城邦暴力团》把武侠写到80年代的台湾，也就是将武侠小说的时间终结的这个点设得比《侠隐》晚了快要半个世纪。从一个角度来看，张大春也就提出了一种《侠隐》之后武侠如何可能的观念，冥冥当中回应了张北海的挑战。

《城邦暴力团》是一部大小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读《侠隐》和《城邦暴力团》。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另外为大家解读《城邦暴力团》。

抵挡不了枪子弹的武功，对于最后即将隐去的侠来说，还有什么用处呢？在《侠隐》小说当中，李天然的武功最后都用在对付日本人了，也就是说至少有着回光返照的民族尊严的作用。一直到武侠彻底消失之前，中国人的武功始终没有让日本人追上。

另外一项武功更普遍的用处，是让李天然动不动就跳上屋顶，不受平面空间的限制，在老北平里爱去哪就去哪。王德威说这本小说里的人物特别喜欢穿街走巷，而且他们常常不是真的穿、真的走，而是跳、飞、跃，从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即将消失的老北平城。

那样跃着、飞着、跳着，从这个屋顶轻松到那个屋顶，从这个院落容易进入到那个院落，已经不是李天然了，而是借着记忆和梦回到老北平，从记忆和梦的高度来俯瞰老北平的张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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