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段志强，欢迎收听白银时代旅行史。我们的旅程，从清朝一位小姑娘的故事开始讲起。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一位十二岁的南京小姑娘跟着她的家人，千里迢迢去了吉林。如此长途旅行，原因是奔丧：她的祖父被贬谪到吉林，这年生病去世了。

在吉林，小姑娘一住就住了四年，一直到十六岁才随家人回到南京，很快又跟着父亲出外行医，足迹遍及南北。北京、湖北、江苏、浙江都游历过两次，向西到过临潼，向南到过广东，经行数万里，漂泊了两年时间。结束以后，又在故乡安徽天长住了一年，十九岁这年才回到南京。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前这段时间，姑娘写了不少书.。闺秀吟诗作赋，在清代不算罕见，但她除了文学创作，还写了不少“理工科”的书，包括数学、天文、历算等等。她会算三角函数，自己发明了一套装置，来展示月食的成因，还写文章论证地球为什么是圆的，地球另一面的人为什么不会掉下去。

这位姑娘名叫王贞仪（1768-1797），她只活了二十九岁。为了纪念她的科学成就，今天在金星上有一个陨石撞击坑以她的名字命名。

王贞仪最精彩的人生经历是她的旅行和旅居时光，那是从十二岁到十九岁，正好涵盖了她的青春期。在吉林的四年，她读了祖父留下的几十箱藏书，其中就包括不少数学书籍。她也认识了很多师长朋友，当然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她跟一位卜太夫人学习写诗作文，还跟卜太夫人的孙女结拜为姐妹。卜太夫人也不是当地人，家人做官才来到吉林。

她还跟一位蒙古将军的夫人学习了骑射，据说是箭无虚发，还可以跨马横戟，一幅女中豪杰的形象。她有位邻居名叫白鹤仙，出身北京世家，小时候寄养在叔叔家，婶母经常打骂她，好容易嫁了人，丈夫又被贬到吉林，不久生病去世。寡居中的白鹤仙常常跟王贞仪聊天聊到很晚，后来她带着儿子扶柩返回故里，王贞仪写下“浊酒一杯诗一篇，闺中相送泪潸然”，依依惜别。

有的朋友是在路上认识的。在山东德州的旅店，王贞仪认识了一位随夫赴任的卫兰畹，后来她写诗回忆说，“犹记德州茅店夜，共沽罗酒试银鱼”，旅店中大家萍水相逢，又喝酒又吃鱼，好不惬意。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是两人情同骨肉，日后多有书信往来。类似这样的朋友，王贞仪还认识了许多位。

王贞仪的诗文，大部分作于旅途当中。在京口（镇江），船夜晚停靠在长江边，她写“急浪船头喧白马，飞星天际走青蛇”，波浪冲撞船头，像是喧闹的白马；天际划过流星，如同飞逝的青蛇。在河北白沟古战场，她写“断戈人掘为耕具，残骨秋将鬼厉风”，人们从土里掘出断掉的兵器，拿来当做耕地的农具；秋风吹动白骨，发出凄厉的声音。在广东，她写了三十首竹枝词，描绘当地人情和山水。

王贞仪的足迹很广。往北，她在松花江看过雨，往南，她在珠江行过船。她横渡过黄河、长江，走过赣江、洞庭湖、太湖，看过钱塘江大潮，当然也在家乡南京看过秦淮竞渡。她登过泰山、上过岳阳楼，经行过庐山，还想去黄山可惜没机会。她写过“久客时多舫当家”，在路上的时间太长，以至于以船为家。如果没有如此密集而广阔的旅行，毫无疑问，王贞仪不会有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生，也不会收获遍及全国的同性友谊。

关于王贞仪的旅行，我们还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比如在路上她需要女扮男装吗？住店时会有不方便吗？她缠足吗，缠足会影响行动吗？但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她的时代，即便是一位女性，长距离而频繁地旅行、并在旅行中拥有相对丰富的社交是可能的，这挑战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的一般印象。

什么印象呢？

关于传统社会我们似乎会这样想象：男的依附于土地，安土重迁，女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家一起构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低流动社会。

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他先说古代中国是乡土社会，人们附着在土地上，定居是常态，流动是变态，后面一系列的论断——包括熟人社会、农村不需要文字、不太重视契约等等——都从这个前提出发。

不过，《乡土中国》的这个论点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很多民间文书的发现，让大家慢慢意识到，即便在古代的农村，契约其实普遍存在，识字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并不是什么都靠人情和惯例来规范。而且，学者们还观察到传统社会的流动性也超过之前的认知。

比如说，移民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反复发生。有些发生在战乱时期，有些发生在国家组织的大移民时代，湖广填四川啦，洪洞大槐树啦。更多的移民缓慢地发生在漫长的时间段内。如果你是南方人，那么大概率听说过祖上是如何从中原地区迁来的家族史，如果你生活在岭南，那几乎百分百的家族都会自称来自北方。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如果你去读那么多的族谱都会说自某一代从某处迁来，没见过哪家的家谱说他们五千年来都居住在此地，大多数家族都有多次迁徙的记忆。

还比如说，同样反复发生、长期存在的逃荒。发生饥荒或者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有大批人口离开原籍，到生活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寻找生机。明清时期淮北一带的百姓每年像候鸟一样出外逃荒，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也有一些地方人口稠密，生存不易，人们半主动半被动地远走他乡，另寻乐土，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属于这类流动。

当然，你说，这些都不是我们平时印象中的旅行，我们说的旅行是阶段性的主动的流动，搬家、逃荒都不能算。那么经商、科考、做官、当差、行医（王贞仪的旅行就有好几年是跟着父亲行医）、做戏、教书、打工等等，应该都算是旅行了吧！想一想《红楼梦》《金瓶梅》，里面的角色无论男女，都有不少旅行的情节，其实大家的移动是很常见的。

插句题外话。我有一种印象，就是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很多是发生在居家的人和外来的人之间的。贾宝玉是居家的，林黛玉是外边来的；杜丽娘是居家的，柳梦梅是外来的；牛郎是居家的，织女是外来的；董永是居家的，七仙女是外来的；李凤姐是居家的，正德皇帝是外来的；王宝钏是居家的，薛平贵是外来的；对于在寺庙读书的张君瑞来说，崔莺莺也是外来的；青楼女子都是居家的，赶考的举子都是外来的——总之，似乎旅人和“居人”有一种互补关系，容易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所没有的，从而互相吸引，结论是要想谈恋爱，请经常去旅行。

回到主题。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旅行，也说了旅行和旅行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节目要讲的旅行到底是什么呢？宽泛地说，我们讲的是“社会移动”，凡是脱离原有居住环境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原有的居住环境、一直在移动中的情况，都算我们说的旅行。但为了说清旅行在历史上的变化，我们必须首先处理一下一件最麻烦的事，那就是如何划分旅行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同阶段。

讲历史，不可避免会碰到时代断限的问题。有一些名为“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的作品，题目固然包罗万象，却也令人好奇如何处理如此长时段的变化。我们的节目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是要怎样截断时间的长河，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呢？或者我们把问题问大一点，像我们这种关注人生的历史作品，如何处理历史分期问题呢？

一种方便的选择是按照王朝更替来断限，例如只关注宋代旅行史、明代旅行史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有一本书就叫《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我从中学到很多。但我也经常思考，王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是帝王将相，依赖于王朝的政治架构而生，那一朝天子一朝臣，王朝确实很重要。

但对于吃饭走路这种人间日常，似乎王朝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从明朝变成清朝，路还是一样的走，船还是一样的行，商业城市还是一样的兴衰起伏。当然王朝更迭也会带来变化，比如管理交通的体制、物流人流的方向等等，但这种变化往往不是根本性的，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变革往往是在王朝中期，或者持续渐进，未必随着新朝建立而一夜变天。

别的历史分期方法也都可以考虑。五种社会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是一种办法，不过即便我们承认这种分期的合理性，但一来人们的旅行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二来每个阶段延续的时间也都太长。时间太长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于很多种分期方法中，比如秦始皇到辛亥革命之间这段时间经常被连成一体，不管是叫帝制时代、君主专制时代还是王朝时代。但两千年时间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

我觉得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大都存在一个假设：社会当中某一方面的变革是决定性的，所有其他部分都服从于这个决定性的安排，因此可以用它来命名一个时代。比如主张秦到清是封建社会的人们认为，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主张是君主专制社会的人们则认为，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央权力安排才是决定性的，而把元朝以后的中国叫做全球化时代的新锐学者，当然会主张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联才是这一时期最根本的特征。

对于这种假设，我不能同意。

我觉得社会足够复杂，历史足够复杂，复杂到没有一种结构可以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空间主宰其他所有部分。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内外联系的作用当然非常大，甚至影响到每一个人，但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重心都围绕这些东西而展开。你当然可以用一种存在涵盖所有这段历史，这并不算错，毕竟就算只是为了方便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但强调其中一种东西，往往就意味着忽略、遮蔽、遗忘另外很多东西。

比如说吧，把秦始皇以后的历史称为帝制时代，这是相对而言我最能接受的一种分期方法，因为“有皇帝”是看得见、能确认的历史现象，皇帝和皇帝制度确实也极其重要，但就算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人。

从制度上说，有的依附豪强，有的受制土司，从空间上说，有的住在高山大泽，有的远赴他乡，游离于帝国体制之外。从时间上说，辛亥革命之前就有很多人不以皇帝为然，辛亥革命之后也仍然有不少人做着皇帝的迷梦甚至真的当了皇帝，帝制时代的时间断限也是模糊的。一个秦朝农民和一个清朝农民的生活方式、人生路径绝对是天差地别，不能因为秦朝有皇帝、清朝也有皇帝，就感觉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

特别荒谬的是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划分。似乎一到1840年，中国历史啪一下就近代了。既然这么精确，那请问是1840年的哪一天呢？说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为什么不是1842年呢？毕竟《南京条约》是打完仗才签的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保证当时的所有中国人没有一位意识到中国竟然进入什么近代了，如此冥顽不灵，活该落后挨打。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放弃历史分期，采取一种混沌的时间观呢？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不妨提出一种多元的历史分期论。

什么意思呢？设想某一个时间段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于不同的人，这个变化的存在感和意义一定不一样。

比如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不是能参加科举是最重要的，对于农民来说，如何缴纳皇粮国税、是不是风调雨顺可能是最重要的，对于工匠来说，能不能自由执业肯定是最重要的，对于商人来说，能不能长途贸易、商税负担重不重又成了最重要的。士、农、工、商，他们感受到的时代变化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推而广之，每一种身份、职业、性别等等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历史分期论；历史应该怎么分期，不应该有定于一尊的标准答案，而应该取决于是谁在问这个问题。

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某种新时代只对部分人的生活有意义，而它的到来也不是一夜之间。有的地方的人进入新时代了，有的地方还没有；有的人的这方面进入新时代了，那方面还没有；有的人意识到自己进入新时代了，有的人还没有。人们是分期分批、顾此失彼、瞻前顾后、零零碎碎地走进——或者堕入——新时代的。

每一个历史主题，也都有自己的分期方法。对于科举史来说，八股文的推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社会史来说，家族在宋代到明代这段时间的兴起意义非常。对于女性史来说，女性从什么时候开始缠足，那绝对是划时代的大事。女性被迫缠足，和王朝更迭、大国兴衰关系不大，跟生产关系、全球体系似乎也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具体的“女人”来说，不但是切身的生命经验，也是她们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研究，缠足固然是肉体的残酷折磨，但也跟身份、阶层乃至族群这些大问题息息相关，是社会性的。所以如果让我来划分古代女性史，我不会说明代女性史、清代女性史，也不会说封建社会女性史、奴隶社会女性史，那些都是强加给她们的外在历史，我会分成天足女性史、缠足女性史，我觉得这才是和人们的具体生活有关系的、自下而上的历史。

那么，对于我们要谈的旅行的历史，我觉得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秦朝以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一方面，国家权力持续消除原有的因为诸侯林立而存在的远距离旅行的障碍，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建立新的旅行障碍，包括有形的关卡和无形的户籍等等，只不过这些障碍要归属国家统一管理。通过户籍制度，政府把民众变成编户齐民，纳入国家管理，人民的流动也成了国家非常关注的事务。最重要的是，为了实现统治，大一统国家必须建立遍布全国的官方交通系统，包括道路（秦始皇就修了秦直道）、驿站等等，以及一整套维护这些交通系统的制度和人力分配。

第二件事，是唐宋时期全国性水运网络的形成。隋朝修建大运河，方便皇帝从北到南；唐代大运河发挥了巨大功能，主要是从南到北运输粮食和物资。唐朝后期到南宋，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得到充分开发，河网形成——至于怎么形成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二季的导语里我讲过，欢迎大家前去批评指正。这样，天然或人工河道连接起了不同区域，水运的发达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

第三件事，是明代中期以后旅行业的商业化。这一时期，白银得到普遍使用，社会生活日益货币化，旅行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为旅行提供服务、依赖旅行业生存的人数大量增加，旅游也在这一时期成为普通人可望且可及之事。为了强调我们这个节目的重要性，不好意思，我要称之为“大旅行时代”，严谨一点，就是我们节目名称里说的“白银时代”。

再往后时代又变了。晚清火轮船进入中国，水运受到很大冲击；铁路开始修建，过去的旱路路网也逐渐衰落；海运发达，大运河风光不再，沿河城市人气低落；称量白银让位于固定币值的银元，最终被纸币取代。这些都让人们的旅行生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的节目，主要关注第三阶段，我说的“大旅行时代”。原因有三：一是这段时间的旅行很多是出于个人目的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迫的移动；二是这段时间留下的材料足够丰富，我们有可能重建旅行生活的细节，特别是普通人旅行的真实状况；三是时段也不太长，比较容易把握。至于铁路时代的旅行，大家相对都比较熟悉，也很容易想象，我们就不讲那些人人尽知的东西了。

当然，正如刚才我们说的，历史不是按照时间节点划分阶段的。虽然我们大致可以说，白银时代是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很多，比如清代后期，当东部地区已经有了公路、汽车、火车、轮船的时候，西南地区仍然是马帮、滑竿、悬索桥，跟两百年前区别不大，那它就仍然属于我们讲的范围，所以时间的上限下限都只是一种感觉，我们希望传达的也是对普通生活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旅行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将在下一集的音频节目中继续讨论。我们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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