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瑞芸。
当西方艺术史上突然冒出了杜尚这样的人，还真惹得我们该来问问自己了：我们人为什么需要艺术？
人类这么聪明的物种，发明了艺术肯定是要让自己高兴的，不是给自己添堵的。
可情况好像是，艺术越建设越完备时，这个初衷渐渐远离了我们，人的注意力竟然全转移到艺术上去了，人们的讨论都集中在艺术的问题——
造型问题、风格问题，越谈越细，越谈越深，也就越谈离初心越远，完全让艺术的重要性超过了人，艺术被做成一个极大的权威。
从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人们一代一代已经完全习惯了服从这个权威，我们甚至还常听到有人说要为艺术献身这样的话。
这话若是被杜尚这种人听到，他大概会非常奇怪地朝那个人望过去，并且想：
人为什么要为艺术去献身呢？艺术应该为我们服务，为我们献身才对呀。
面对艺术的两种态度，造就了两种人生
可惜人都不这么看，艺术史也不这么看。
在杜尚出现之前，艺术史只认作品，而在作品之后的那个个体生命则不在艺术史的视线之内。这愈加促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每个人面对艺术都不去考虑人，不去考虑人的生命质量，考虑的只是艺术。
这种价值观一直是被视为正面的，因此大行其道。唯有杜尚不肯接受这个价值观。
杜尚的全部能耐，不是要把艺术做好，而是要把自己活好。他的一生从头到尾守着这条底线，寸土不让。
若要把杜尚的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只需要把那些完全服从艺术权威的艺术家和杜尚放在一起做个比较，整个事情就会一目了然。
这里我选了两位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他们正好和杜尚构成了两个极端：
一端是精明的杜尚，早早就发现了现代艺术其实是不能给人自由，他立刻就跟艺术“掰”了，然后做作品去羞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