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收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二季“战争与移民”。 这一季的节目，还是由我为大家转述。

我们第二季第一单元的节目，作者是常彧，他是深圳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军事史方向的研究。

你肯定还记得，我们在第一季里面，讲到早期历史当中，欧亚大陆各个部分的联系，讲到青铜，讲到食物。我们也讲到定居农业的发展，讲到国家的诞生。

不过，农业社会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流动交流的，所以像我们讲到旅行家的时候，提到的就只是商人啊宗教人士啊这样流动性比较强的人。可是在农业社会里面，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如果不是出现特殊情况，很难发生那种大规模、大尺度、远距离的移动和交融。

但是另外一种人群就很不一样。是谁呢？就是在广袤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大草原上生活的游牧人群。这些人，“逐水草而居”，本来就是在不停移动的，而且欧亚大草原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他们在大兴安岭和黑海之间来回迁徙，那是很常见的事情。

事实上呢，在丝绸之路打通之前，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恐怕主要还是通过草原的中转。我们讲过青铜的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不过游牧人群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游牧经济往往不能完全自给自足，特别是它的经济模式，不足以形成稳固的政治集团。

为了种种的目的，有时候是为了生存，有时候是为了扩张，有时候是内部某些集团为了巩固权力，游牧人群会跟农业社会之间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比如说外交，比如说贸易，比如说战争 —— 这个农牧之间的战争，就是刚才说的，导致农业社会也出现大规模移动和交融的特殊情况。我们在导言里面说的江南的开发，就是这种特殊情况引起的连锁反应。

为什么游牧人群可以实现快速移动？最重要的原因，那当然，就是人类驯化了马。

马作为骑乘工具，在带来移动性、促进交融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游牧人群的战斗力。而很不幸，战争，在很多时候，却是人类产生联系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推动。

所以常彧老师的这一单元，就从马这种战争动物讲起，讲到骑兵、讲到步兵、讲到不同的军事技术、讲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罗马军团，当然也讲到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

这些技术细节的背后，其实是人类在铁与血的残酷历史中，互相联系、互相交融的真实故事。

我们还是从一个故事说起。

据一个欧洲学者说，在公元前53年，有七个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中败给了安息军队。其中有一部分罗马军队没有再回到罗马，不知道去哪儿了。他猜测，这些失散的罗马军人后来参加了匈奴的雇佣军，然后在匈奴和汉朝的作战中再次失败，成为了战俘，被安置在河西走廊一个叫骊靬的地方。

提出这种假说的学者是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他甚至为此写过一整本书，书名叫做《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

自从1957年德效骞提出这个假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位于中国甘肃省祁连山北麓、沙漠戈壁边沿的小村子——骊靬村，就吸引了众多中西学者的目光，有人开始寻找各种证据，想要证明骊靬的村民就是罗马人的后裔。

有人说，当汉军统帅陈汤攻击郅支单于的时候，他看到敌人军阵中有一种奇特的战斗阵型，排得像鱼鳞一样。中国从战国以来，就拥有庞大的步兵部队，尝试过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战术。如果连陈汤这样汉代的中国人都没有见过，那它一定来自离中国特别特别遥远的地方。在人类军事史上，刚好，罗马帝国正是以步兵坚韧、多变的战斗阵型而著称，还有什么地方比罗马的距离更远呢？

如果骊靬真的住过一批罗马战俘，那公元前一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两大文明的艰难握手就真是一个传奇故事了。

可是，如果我们用严谨的态度研究这个问题，很难相信2000多年前，有一批罗马人会穿越6000多公里，跨过幼发拉底河、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大漠和绿洲来到中国。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末，台湾学者就专门写文章澄清，他说，英国教授德效骞的猜想并不成立。骊靬城早在这支军队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

今天我们有基因鉴定，基因鉴定的结果更进一步表明，骊靬村民的男性祖先，同来自河南、辽宁、宁夏的三个汉族人群极为接近，而与骊靬村民最相似的非汉族人群是甘肃本地的裕固族同胞。显然，不管是在历史层面还是在遗传层面，至少在今天，骊靬村民已经不可能是罗马人的后裔了。

罗马军人可能并没有来过中国，一个看似传奇的故事因为学者的介入，好像失去了浪漫色彩。

但是，站在军事史的角度，我们却不能就此停止。因为在过去的四千年里，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的移民现象总是伴随着剧烈的战争。这是欧亚大陆最具血腥味的文明景观。

秦的统一战争将一批关中子弟送往他们从来不曾踏足的岭南，汉与匈奴的战争更是改写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民族分布的格局。

在骊靬村的传奇故事里，正是陈汤目击的“鱼鳞阵”这几个字，引发了后代关于罗马移民的联想。阵法，是一种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烙印在众多民族的身上：罗马军团的步兵阵型、中国人的连弩、匈奴人的骑射、苏联的坦克，都是军事文化的表现。

一旦一群人掌握了某种特别的战争技术，例如如果他们的机动性空前提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利用自己决定性的优势走向更深更远的资源边疆。他们的敌人不久之后。也有可能学会他们的技术，并且将技术进一步传播。

最终伴随着军事技术的传播，战争进程就像波浪一样将人群拍向更远的海岸。

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理解整个欧亚大陆、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和互动。

非洲智人踏上迁徙之路，向欧亚大陆移民的时候，有限的移动能力让整个迁徙进程十分缓慢，是不是有大规模的暴力现象，就像后世的战争一样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自从人类驯化了马，发明了轮车，学会了骑马，人类的移动能力就根本变化了。可以说，马作为一种战争动物，它的降临彻底催化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有一位历史学家大卫·安东尼他研究马的驯化、轮车的起源和印欧语传播，他有一个精彩的论断说：“人类一旦跳到马背上并从那个高度观察世界时，历史进程就发生了改变。”

马对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人类战争的推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战士驾驭马拉战车作战，另一种是跨骑马背作战。无论哪一种，都首先依赖马的驯化和马的军事性使用。

本来，我们祖先智人猎杀野马主要是为了吃马肉，其实野马本身就是人类移民的动力之一。猎人们追随野马和猛犸象的踪迹，居然可以跨越了寒冷的西伯利亚莽林，来到了美洲。踏上美洲大陆之后，人类很快就将当地的野马杀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第一季的“哥伦布大交换”那集里也说过的，西班牙骑兵攻打印加帝国的时候，美洲土著还以为他们骑着巨大的怪物。印第安人没有任何骑乘动物，当然也没有战车部队和骑兵部队，部落战士的血肉之躯怎么能对抗得了欧洲殖民者的铁蹄呢？

在旧大陆，因为大量的猎杀，野马消失在欧洲中西部，唯独那些没有森林的大草原，还有相当数量的野马生存着。

在乌克兰的德雷夫卡遗址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公马遗骨，显然公马被当地人吃掉了，留下母马来繁育后代。这是驯化马的第一步，时间至少在公元前四千年前。

当马被集中驯养起来以后，大概总有人会忍不住想骑上一匹试试。可是骑上去以后，怎么控制马呢？有人就尝试在马的嘴里放入马嚼子，马嚼子能系上缰绳，马头被套住，人就能控制马了。这是驯化马的第二步。

也是在德雷夫卡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这些马的第二前臼齿有剧烈磨损的痕迹。巧的是，伴随马骨还出土了大量鹿角残片，鹿角很坚硬，最适合做马嚼子了。

数千公里之外，在北哈萨克草原，存在一个公元前3700—3100年的博泰文化 。这里发现的马骨，第二前臼齿也被磨损过。而且马的下颌骨还有 疑似套索、马勒造成的痕迹。博泰文化的马，高度超过一米三、一米四，已经远远比后来罗马骑兵的战马还要高大，足够用来骑乘了。

从哈萨克草原再往东1500公里，和博泰文化差不多的时期，在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 ，发现了更多的第二前臼齿被非正常磨损的马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墓葬传统明显来自里海沿岸草原。也就是说，青铜冶金术、马拉轮车、马匹蓄养，这一整套兼容畜牧与农耕的经济方式，正是从里海沿岸草原开始，向东部草原、向阿尔泰山地、向叶尼塞河流域的谷地传播，随后进一步传播到蒙古高原和北中国。 

在一大批骑马作战的游牧民诞生之前，最早加速人群移动的是马拉轮车。这依赖轮子的发明。

我们知道，制作陶器要把陶土放在一个旋转的台面上，叫陶轮。最早，人们就是在观察陶轮转动的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围绕着这个轮轴进行滚动，也可以用在平地上行进。

在公元前第四千纪，苏美尔城市乌鲁克的象形文字上已经有了利用轮子的纪录。此后，在黑海至里海之间的地区，以及高加索和欧洲，先后发现众多实木制作的轮车。不过它们高大笨重，只有牛才能牵引这种笨重的轮车缓慢前行。用来作战，还为时尚早。

伊拉克南部苏美尔人的墓葬中，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马赛克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野马已经开始牵引四轮马车了，车上载着国王的武器，像是战斧、剑和矛这些，显然这辆马拉轮车仅仅是装载武器用的。因为四轮马车太笨重，而且很难转向，还是不能直接用来打仗。

又过了数百年，人们终于发明出了一种轻便的轮车：它只有两个轮子，而且轮子不再是一整块实木，而是由车辐支撑，车厢也更轻巧了，能容纳至少两三个人，那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作战单元了。 

马拉战车还意味着军事帝国的崛起，因为制造战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复杂到需要一整个帝国的各个产业部门和技术工种互相配合。

制造一辆战车，需要冶金、制作木器、鞣皮、饲养牲畜、还包括加工动物的骨、角、筋等等；要组建一个战车部队，那还需要马夫、马具工、车轮制造工、细木工、制箭匠等等次级专家。

中国人古人感叹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一种器物呢，制造工种需要用到最多的，那就是车了。显然，只有高度成熟的国家级别的政治体才能够制造并维持一支战车部队。战车就成了塑造早期帝国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马拉战车的速度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呢？据专家说，本来牛车的速度仅仅是每小时3、4公里，而这种轻便的马拉轮车，移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以上，整整提高了10倍。空前提高的移动速度一下子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驾驭战车的武士带着他们的语言、金属加工技艺和惊人的好战性横行在欧亚大陆，成为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移民景观。甚至有学者认为，金属加工技艺和马拉轮车是说印欧语 的人群最终向整个欧亚大陆扩散的主要基础。

这些贵族驾驭战车，驮载起了早期文明众多著名的帝国。

比如说，公元前18世纪初，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莫里特王朝，就被来自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北部山脉的族群蹂躏，这些侵略者驾驭着战车，一百多年后就成了两河流域的霸主，古巴比伦王国就此诞生；

比如说，公元前1700年，闪米特族裔的喜克索斯人渗透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他们驾驭着战车，仅用了短短26年，就建立了埃及第十五王朝；

比如说，来自东部伊朗大草原、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推进到印度河谷，他们驾驭着战车彻底毁灭了当地的文明，古印度进入“吠陀”时代 ；

还比如说，在黄河流域，商代中期的遗址中突然出现了大量车马坑，战车让商文明与二里头的文明陡然拉开了距离。

战车先后主宰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中心，整个过程竟然仅用了三个世纪。

不过，不知你发现了没有，刚刚说的这些由马拉战车的贵族武士建立的帝国，都分布在那些传统的农业世界。而我们知道，发明马拉大轮车的先民早就生活在草原上，渐渐过上游牧生活了。但是大轮车驮着的早期草原牧民，还没有能力建立庞大的战争帝国，要想深度开发草原资源并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还得靠马背骑乘技术。

马拉战车和马背骑乘作战完全是两回事，哪怕公元前两千纪以来的战车技术已经高度成熟，想要跨骑马背作战仍然还需要再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图章和陶器，上面的图饰显示，有人曾经尝试跨骑马背。但是他们要么骑得太靠后，要么就太靠前，有学者认为，骑在马属动物的腰臀部位，说明他很可能骑的大概不是马，而是驴。

直到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向我们展示了跨骑马背作战的新尝试。两位骑手骑乘在马的裸背上，没有任何鞍具。一位持弓，另一位应该没有带武器。当马背上的弓手准备射箭的时候，他的伙伴帮他牵挽缰绳。显然，骑士想要独立战斗还很困难，需要两位骑手配合作战。

随着马背上的弓箭手能够独立作战，军事性骑乘也发展成熟。

不过，在农耕国家能够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之前，马背上的骑士主要以部落袭击的方式，展现自己高超的暴力技巧。

过去，部落民在突袭劫略邻近的部落时，难就难在抢夺物资后怎么撤退，你想，你抢了那么多东西都要背在身上，怎么可能跑得过身后轻快的追击者呢。可是一旦袭击者能骑马，那撤退的时候机动性就更强了，而且“嗖”的一下就能出现在被劫掠者身边。

骑马让草原的物质生活变得更加可靠，也更加丰富。如果没有马，人们可以利用的草场面积非常有限。一位徒步的居民只能饲养200头牲畜。可是依靠马匹，他们能够饲养超过500头。更多的牲畜意味着需要更大面积的草场，草原部落之间也出现了激烈的边界冲突。

更重要的是，利用马牛羊维生的草原部落民学会军事性骑乘之后，能够向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挺进，同时对不会骑马作战的定居部落形成决定性的军事优势。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大草原再也无法阻挡人类，反而成为能够自由流动的“草原高速公路”。

马背上的引弓之民，带着他们高超的骑乘技术和精湛的战斗技术出现在定居国家的附近。用不了多久，骑射技术高明的斯基泰人将会出现在希罗多德笔下；楼烦将出现在赵武灵王逐渐扩展的北部边疆。在那里，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希腊人和中国人，带着成熟的步兵军团一起，正在等着他们。

这些故事，我们以后细说。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