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重述中国通史”第四季的一开始，要问大家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学历史要做什么？我们能从历史之中学到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很简单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以史为镜”（《旧唐书·魏征传》），历史作为我们的借鉴，从历史中看到以前的人做了对的事，我们就知道可以模仿；倒过来，古人做了带来可怕后果的事，我们也可以因而进行提防和避免。

但是这样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存在着一个盲点，如果一直都抱持着“古为今用”的用意来看待历史，我们会把太多的自我读进历史里，以至于忽略、遗忘了历史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情境，他们更深刻的价值观念等等，其实和我们很不一样。从“古为今用”出发，我们很容易对古人的行为赋予自以为是的现代解释。我们会很自然地就认定，过去和现在的类似行为，就意味着背后会有相同的动机。

用这种方式学历史，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就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看到时间因素所产生的重大变化和差异。这是我不断试图要提醒大家的，即使是看待中国历史，即使是看起来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他们所遵行的社会习俗和我们很接近，我们都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的。

历史不应该只看到“同”，只要找出古人和我们一样的地方，得到今天当下有用的教训；历史更要看到“异”，要察觉并且去思考，为什么古人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有时会那么不一样。从“求异”的角度看历史，推到极端，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当做是一个“异国”或一种“异文化”。那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有他们那个时代特殊的观念信仰、经济生产以及权力支配等。没有两个社会、两个时代会是用完全一样的方式组构的。

但“求异”也会有求异的问题。求异，会在历史里突显地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现象，历史不小心就会变成了搜罗珍奇的行为，将所有和现实不一样，在今天我们不会做的行为集合在一起，这很热闹很有趣，但如此一来，历史也就很容易失去了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也就是失去了鉴戒、协助我们处理当下现实的功能。如果那样，历史会变成单纯的curiosity，就是好玩、好奇，搜集不同各式各样的蝴蝶，那当然也很值得做，可是你搜集了再多的蝴蝶，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蝴蝶，并不会改变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会改变你的行为， 这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历史知识也不太一样。

我们应该试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出一条迂曲的路，不会是直的，不会是那么明显又简单的一条路，要让历史能够对我们如何在现实中活着有帮助，但却不是以那么直接、那么粗糙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比如看到了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他的父亲时，刘邦的反应是：“你曾经和我想约为兄弟，所以我爸爸也就是你爸爸，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你爸爸把他煮成羹来吃，别忘了分我一碗！”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人从刘邦后来得了天下，打败了项羽的结果，就简单地推论：这意味着要成大事，爸爸可以不要！

是吗？这就是对于历史粗糙的利用。如果历史给的是这种教训，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依循历史教给我们的，那很可怕吧？历史教训不应该是这种短视的模仿，而是需要稍微多用点心，去探究发生这件事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来分析刘邦会如此选择的动机，接着还要尝试着回答这和刘邦后来取得天下，到底有还是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有怎样的关系。

因此，历史的第一步，是搜集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类行为，和我们现实中习以为常的很不一样的另类的、不同的行为，刺激我们清楚地明了——别以为你知道人，人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从搜集有差别、相异的行为出发，我们再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慢慢地，也许我们会有机会在这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为中，归纳出一点因果规则来。

两汉之际，表面上看，是王莽取代了西汉，建立了新朝，之后的短短十几年，刘秀又灭亡了新朝，在洛阳重新建立汉朝，于是出现了东汉（“后汉”）。然而王莽的崛起并非理所当然，也同时由于王莽新朝的种种变革，影响了后来东汉时期的政治统治。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文明的起源开始谈下来，谈到这一季我们要从西汉正式进入到东汉。那“从西汉到东汉”简单看一下，西汉、东汉这两个词，有一个字是一样的，就是“汉”，有另外一个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西”，一个是“东”。

所以从西汉到东汉，最简单的一个历史的变化，就是同样的一个汉朝，它从西边搬到了东边，这是顾名思义，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变化。但是所有顾名思义我们通常都要小心一点，一定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比如说，“汉”，从西汉到东汉，“汉”都没变，有什么文章可以做吗？这里面大有文章，这个“汉”字，毕竟代表了在时间流逝中发生了的重大的变化，不是那么单纯地只是把国都换了个地方而已。

回溯到上一季我们所讲的，尤其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讲王莽，为什么要讲王莽，就是要让大家了解，王莽的兴起，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王莽个人的力量，并不是因为王莽特别聪明，能力特别强，也不是因为王莽特别奸诈、特别坏，王莽是趁着一个势头上来的，重点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势头？

而这个势头其实是西汉王朝自己官方所种下来的“因”，这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独尊儒术。

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孔子和孔子的主张订定为朝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答案。但问题来了，孔子活在一个分裂、败坏的封建时代，他的梦想就是阻挡分裂、败坏的趋势，恢复一个完整、不变的周代的体制。换句话说，孔子的思想是为了处理分裂处境而产生的，却在西汉时被套用在一个大一统、而且越来越集中的帝国上。

于是有一部分因为为了因应分裂而来的孔子思想，在西汉就在帝国意识形态中埋下了危险的威胁。例如说很核心的“天命”的信仰。孔子为什么要强调“天命”？因为他所处的，是周天子权力下降，诸侯们不再尊重周天子，各自作为的时代，周天子作为“共主”来维持封建诸国秩序的功能大减，要防止更进一步的失序，必定要有可以管辖诸侯的新的权威不可。

强调“天命”，是凸显解释为什么即使周天子现实力量薄弱，大家还是应该遵奉服从周天子。因为周天子拥有“天命”，自从“翦商”之后，“天命”就从商移转到周，保证、维持了周天子的共主权威。从《尚书》保留的记录上看得出来，周朝新建立时，“天命”观念一度很重要，但一旦新政权稳定了，完整的封建制度也得以正常运作了，就没有理由需要一再强调“天命”。是要到了正常运作明显出问题的春秋后期，孔子才需要重新标榜“天命”，意图以“天命”的抽象信仰来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秩序。

“天命”一度存而不论，到了孔子又拿出来被特殊地强调。西汉崇奉孔子，将孔子夸张地神格化，同时也将孔子的思想“现实化”，孔子不再是一个历史人物，也不再只是提供历史的榜样，而是被认为代替汉朝接受了“天命”，又为汉朝先行订定制度规则，于是奇怪地，汉朝等于是转而将自身的权力合法性建立在孔子，以及孔子所承受的“天命”上。

如此一来，就开了王莽篡汉的根本途径，那就是利用经学和孔子，利用大家对于“天命”的信仰，将孔子拉到自己这边，连带地也就能够占据孔子的“天命”了。汉朝的合法性基础如此就不只被侵蚀了，而是在来不及进行修补前，就整个被王莽转手拿走了！

为了因应高涨的“天命”信仰，汉平帝去弄了一个“再授命”，重新得到“天命”，结果呢？反而表现了连刘姓皇帝都没有办法掌握“天命”，更凸显了“天命”是会转移的，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随着孔子思想转移的，谁最像孔子，最有资格继承孔子，就最有机会得到“天命”。

王莽借此崛起，但他的尊古、复古措施，真的是“食古不化”，彻底破坏了社会运作的机制，引起大乱，于是终极、至高的皇帝权威又瓦解了，下一波抢夺终极权威的状态又出现了。于是大家不只要用武力来争胜负，同时也要争“天命”。 

在这波混乱中崛起的人，谁都没有王莽那样的经学背景，有那种背景的人也无力参与战场的厮杀吧？所以“天命”落在谁家，主要就要靠“图谶”了。“图谶”是一种预言的形式，“图谶”的力量根源于汉代各种神秘“数术”的发展。西汉一朝，占卜、算命、看相都很发达，由武帝朝爆发的“巫蛊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祝诅、厌胜信仰也很流行。

发达、流行到不只预言自身，还习惯预言天下大势。当西汉末年社会混乱时，朝廷上则进行着政治势力的斗争，朝廷以外，民间其实也在进行着另一场“预言之战”。各种预言蜂起，争夺众人的注意与相信。在这三、四十年的过程，政治势力争斗和预言声望争斗，彼此纠结，必须要能在两方战场上都胜出，利用这两方战场所得互相加强，才能在混乱中脱颖而出。

“西汉”灭亡，后来又出现“东汉”，正是这种“预言战争”下合理的结果。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服别人自己拥有“天命”，在混乱中，大部分的力量是零碎的，一边参与一边观望来进行联盟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是最有机会赢的那个人，是从预言上看，最有机会取得皇帝大位的人。预言有着自我实现的加强作用，有越多人相信的预言，就会吸引越多人投靠过来，自然声势就越高，连环地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最后就实现了获胜的预言。

什么样的预言看起来比较可信？最好是有点现实基础的。不同预言说一个乡里流氓、一个大地主和一个刘姓宗亲会成为未来的皇帝，哪一个比较有说服力，能吸引比较多人相信？当然是最后一个。刘姓有一个巨大的优势，用今天的流行观念来说，他们是一个大品牌，拥有最高的品牌辨识度。人人都知道刘家，人人都记得刘家当皇帝的旧时代，和其他从来没听过的人相比，他们当然能取得更多的注意与基础信任。

所以，以刘家当主角的预言，容易被注意被相信，很自然地，这类的预言就会大量产生。不同来源的预言指这同一个方向，又使得预言看起来有力、可信了。

这是群众心理学，使得刘家取得了优势，容易号召依附，当然依附的人越多，声势越旺，也就循环引来了会有更多人相信“天命”就在这里。最后天下落在刘秀手中，重新恢复了“火德”，明白地是继承前汉，于是，后世历史的固定看法，就将这四百年看做一个完整的汉朝，只是中间出现了一些波澜，多了新朝的这一段小小的插曲。

但这样的传统看法，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了造成“东汉”继承“西汉”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没那么理所当然的因素。

另外一项，则是由迁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从西汉到东汉，国都由西边的长安搬到了东边的洛阳，这是为什么？这是干什么？这个位置的搬迁，对东汉和匈奴关系产生了什么连带的影响呢？以及由于匈奴南下造成的中国人口大迁徙，又造成了怎样的历史后果？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提出的精彩论点之一，就在于提醒我们注意中国文明的重心两千年来的持续变化。这文明重心从黄河河套区开端，两千年后，清朝末年，从经济生产数据到科举考试登榜名单到革命人士的籍贯分布，方方面面都显示中国文明、社会的重心已经偏在长江以南到珠江流域的地区了。 

而中国文明重心南移的起点，就是东汉。表面上看，政治中心是从西边移向东边，但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另外一个人口移动的潮流，那是由北而南的移民。东汉的人口分布状况，明显地和西汉很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特别地重视，为大家呈现“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东汉在政治与社会的结合上其实和西汉如此得不同，我们必须要特别突显地去体会。

另外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东汉结束了之后，进入到三国。三国和东汉在政治、军事、社会上面好像都非常的不一样。然而，我们在“异”当中应该要看到“同”，看到什么呢？

那就是看到三国魏晋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面貌，相当程度上它有一条线和一个脉络是源自于东汉的社会组织变化的。所以东汉和三国魏晋两个时代之间“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我们会一直不断地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强调和突显。

另外因为这一段时期历史的一个重心发生在土地上，所以土地农业作为历史变化的一个根本的因素，豪族是如何兴起，如何产生了作用，怎么样跟土地生产、农业的改变、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土地和商业买卖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这是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另外为大家选择会有所突破的角度。

还有另外一项特色就是希望带领大家能够看到思想，这听起来好抽象。思想在这段时期当中，虽然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力量。

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我们能够学到历史如此的丰富，可以让我们一直不断地挖掘，那不断地进行挖掘，就挖到了古人表面的行为背后更复杂的心态动机，乃至于生活当中的各种观念和信仰。一旦用这种方法了解了古人，等于擦亮了另外的这一面的镜子，映照出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跟古人行为的相似性，而是我们作为人，你是不是也真的能够体会了解当前包括你自己在内做了什么，行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心理动机，还有牵涉到多么复杂的信仰跟观念。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